[转帖]《齐白石文集》：白石老人自传
(一)来源：中国艺术报
<P> 为纪念艺术大师齐白石诞辰140周年，商务印书馆近日出版了《齐白石文集》，文集中收录的《白石老人自传》，生动再现了齐白石的艺术人生，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他的艺术具有重要意义。本刊特连载此文，以表达对这位艺术大师的纪念。——编 者 </P>
<P> 穷人家的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在社会上出头的，真是难若登天。我是穷窝子里生长大的，到老总算有了一点微名。回想这一生经历，千言万语，百感交集，从哪里说起呢？先说说我出生时的家庭状况吧！
<P> 贫寒之家
<P> 我们家，穷得很哪！我出生在清朝同治二年（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二十二日，我生肖是属猪的。那时，我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在堂，我是我祖父母的长孙，我父母的长子，我出生后，我们家就五口人了。家里有几间破屋，住倒不用发愁，只是不宽敞罢了。此外只有水田一亩，在大门外晒谷场旁边，叫做“麻子丘”。这一亩田，比别家的一亩要大得多，好年成可以打上五石六石的稻谷，收益真不算少，不过五口人吃这么一点粮食，怎么能够管饱呢？我的祖父同我父亲，只好去找零工活做。我们家乡的零工，是管饭的，做零工活的人吃了主人的饭，一天才挣二十来个制钱的工资。别看这二十来个制钱为数少，还不是容易挣到手的哩！第一，零工活不是天天有得做。第二，能做零工活的人又挺多。第三，有的人抢着做，情愿减少工资去竞争。第四，凡是出钱雇人做零工活的，都是刻薄鬼，不是好相处的。为了这几种原因，做零工活也就是“一天打鱼，三天晒网”，混不饱一家人的肚子。没有法子，只好上山去打点柴，卖几个钱，贴补家用。就这样，一家子对付着活下去了。
<P> 家族史略
<P> 我是湖南省湘潭县人。听我祖父说，早先我们祖宗，是从江苏省砀山县搬到湘潭来的，这大概是明朝永乐年间的事。刚搬到湘潭，住在什么地方，可不知道了。只知在清朝乾隆年间，我的高祖添镒公，从晓霞峰的百步营搬到杏子坞的星斗塘，我就是在星斗塘出生的。杏子坞，乡里人叫它杏子树，又名殿子树。星斗塘是早年有块陨星，掉在塘内，所以得了此名，在杏子坞的东头，紫云山的山脚下。紫云山在湘潭县城的南面，离城有一百来里地，风景好得很。离我们家不到十里，有个地方叫烟墩岭，我们的家祠在那里，逢年过节，我们姓齐的人，都去上供祭拜，我在家乡时候，是常常去的。
<P> 我高祖以上的事情，祖父在世时，对我说过一些，那时我年纪还小，又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我现在已记不得了，只知道我高祖一辈的坟地，是在星斗塘。现在我要说的，就从我曾祖一辈说起吧！我曾祖潢命公，排行第三，人称命三爷。我的祖宗，一直到我曾祖命三爷，都是务农为业的庄稼汉，上辈没有做过官，也没有发过财，勤勤恳恳地混上一辈子，把肚子对付饱了，就算挺不错的。在那个年月，穷人是没有出头日子的，庄稼汉世世代代是个庄稼汉，穷也就一直穷下去啦！曾祖母的姓，我不该把她忘了。十多年前，我回到过家乡，问了几个同族的人，他们比我年长的人，已没有了，存着的，辈分年纪都比我小，他们都说，出生得晚，谁都答不上来。像我这样老而糊涂的人，真够岂有此理的了。
<P> 我祖父万秉公，号宋交，大排行是第十，人称齐十爷。他是一个性情刚直的人，心里有了点不平之气，就要发泄出来，所以人家都说他是直性子，走阳面的好汉。他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兴亡盛衰，晚年看着湘勇（即“湘军”）抢了南京的天王府，发财回家，置地买屋，美得了不得。这些杀人的刽子手们，自以为有过汗马功劳，都有戴上红蓝顶子的资格（清制：一二品官戴红顶子，三四品官戴蓝顶子）。他们都说：“跟着曾中堂（指曾国藩）打过长毛”，自鸣得意。在家乡好像京城里的黄带子一样（清朝皇帝的本家，近支的名曰宗室觉罗，腰间系一黄带，俗称黄带子；远支的名曰，觉罗，腰间系一红带，俗称红带子。黄带子犯了法，不判死罪，最重的罪名，发交宗人府圈禁，所以他们胡作非为，人均畏而避之），要比普通老百姓高出一头，什么事都得他们占便宜，老百姓要吃一些亏。那时候的官，没有一个不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老百姓得罪了他们，苦头就吃得大了。不论官了私休，他们总是从没理中找出理来，任凭你生着多少张嘴，也搞不过他们的强词夺理来。甚至在风平浪静、各不相扰的时候，他们看见谁家老百姓光景过得去，也想没事找事，弄些油水。我祖父是个穷光蛋，他们打主意，倒还打不到他的头上去，但他看不惯他们欺压良民，无恶不作，心里总是不服气，忿忿地对人说：“长毛并不坏，人都说不好，短毛真厉害，人倒恭维他，天下事还有真是非吗？”他就是这样不怕强暴、肯说实话的。他是嘉庆十三年（戊辰·一八○八）十一月二十二日生的，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他常说：“孙儿和我同一天生日，将来长大了，一定忘不了我的。”他活了六十七岁，殁于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的端阳节，那时我十二岁。我祖母姓马，因为祖父人称齐十爷，人就称她为齐十娘。她是温顺和平、能耐劳苦的人，我小时候，她常常戴着十八圈的大草帽，掮了我，到田里去干活。她十岁就没了母亲，跟着她父亲传虎公长大的，娘家的光景，跟我们家差不多。道光十一年（辛卯·一八三一）嫁给我祖父，遇到祖父生了气，总是好好地去劝解，人家都称赞她贤惠。她比我祖父小五岁，是嘉庆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十二月二十三日生的，活了八十九岁，殁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一）十二月十九日，那时我三十九岁。祖父祖母只生了我父亲一人，有了我这个长孙，疼爱得同宝贝似的，我想起了小时候他们对我的情景，总想到他们坟上去痛哭一场！
<P> 慈父贤母
<P> 我父亲贳政公，号以德，性情可不同我祖父啦！他是一个很怕事、肯吃亏的老实人，人家看他像是“窝囊废”（北京俗语，意谓无用的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德螺头”。他逢到一肚子委屈、有冤没处申的时候，常把眼泪往肚子里咽，不到人前去哼一声的，真是懦弱到了极点了。我母亲的脾气却正好相反，她是一个既能干又刚强的人，只要自己有理，总要把理讲讲明白的。她待人却非常讲究礼貌，又能勤俭持家，所以不但人缘不错，外头的名声也挺好。我父亲要没有一位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帮助他，不知被人欺侮到什么程度了。我父亲是道光十九年（己亥·一八三九）十二月二十八日生的，殁于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七月初五日，活了八十八岁。我母亲比他小了六岁，是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九月初八日生的，殁于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三月二十日，活了八十二岁。我一年之内，连遭父母两丧，又因家乡兵乱，道路不通，我住在北京，没有法子回去，说起了好像刀刺在心一样！
<P> 提起我的母亲，话可长啦！我母亲姓周，娘家住在周家湾，离我们星斗塘不太远。外祖父叫周雨若，是个教蒙馆的村夫子，家境也是很寒苦的。咸丰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我母亲十七岁那年，跟我父亲结了婚。嫁过来的头一天，我们湘潭乡间的风俗，婆婆要看看儿媳妇的妆奁，名目叫做“检箱”。因为母亲的娘家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自己觉得有些寒酸。我祖母也是个穷出身而能撑起硬骨头的人，对她说：“好女不着嫁时衣，家道兴旺，全靠自己，不是靠娘家陪嫁东西来过日子的。”我母亲听了很激动，嫁后三天，就下厨房做饭，粗细活儿，都干起来了。她待公公婆婆，是很讲规矩的，有了东西，总是先敬翁姑，次及丈夫，最后才轮到自己。我们家乡，做饭是烧稻草的，我母亲看稻草上面，常有没打干净、剩下来的谷粒，觉得烧掉可惜，用捣衣的椎，一椎一椎地椎了下来。一天可以得谷一合，一月三升，一年就三斗六升了。积了差不多的数目，就拿去换棉花。又在我们家里的空地上，种了些麻。有了棉花和麻，我母亲就春天纺棉，夏天织麻。我们家里，自从母亲进门，老老小小穿用的衣服，都是用我母亲自织的布做成的，不必再到外边去买布。我母亲织成了布，染好颜色，缝制成衣服，总也是翁姑在先，丈夫在次，自己在后。嫁后不到两年工夫，衣服和布，足足地满了一箱。我祖父祖母是过惯穷日子的，看见了这么多的东西，喜出望外，高兴得了不得，说：“儿媳妇的一双手，真是了不起。”她还养了不少的鸡鸭，也养过几口猪，鸡鸭下蛋，猪养大了，卖出去，一年也能挣些个零用钱，贴补家用的不足。我母亲就是这样克勤克俭地过日子，因此家境虽然穷得很，日子倒过得挺和美。
<P> 我出生的那天，我祖父五十六岁，祖母五十一岁，父亲二十五岁，母亲十九岁。我出生以后，身体很弱，时常闹病，乡间的大夫，说是不能动荤腥油腻，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能吃的东西，就很少的了。吃奶的孩子，怎能够自己去吃东西呢？吃的全是母亲的奶，大夫这么一说，就得由我母亲忌口了。可怜她爱子心切，听了大夫的话，不问可靠不可靠，凡是荤腥油腻的东西，一律忌食，恐怕从奶汁里过渡，对我不利。逢年过节，家里多少要买些鱼肉，打打牙祭，我母亲总是看着别人去吃，自己是一点也不沾唇的，忌口真是忌得干干净净。可恨我长大了，作客在外的时候居多，没有能够常依膝下，时奉甘旨，真可以说：罔极之恩，百身莫赎。
<P> 派名“纯芝”
<P> 依我们齐家宗派的排法，我这一辈，排起来应该是个“纯”字，所以我派名纯芝，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都叫我阿芝，后来做了木工，主顾们都叫我芝木匠，有的客气些叫我芝师傅。我的号，本叫渭清，祖父给我取的号，叫做兰亭。齐璜的“璜”字，是我的老师给我取的名字。老师又给我取了一个濒生的号。齐白石的“白石”二字，是我后来常用的号，这是根据白石山人而来的。离我们家不到一里地，有个驿站，名叫白石铺，我的老师给我取了一个白石山人的别号，人家叫起我来，却把山人两字略去，光叫我齐白石，我就自己也叫齐白石了。其他还有木居士、木人、老木、老木一，这都是说明我是木工出身，所谓不忘本而已。杏子坞老民、星塘老屋后人、湘上老农，是纪念我老家所在的地方。齐大，是戏用“齐大非耦”的成语，而我在本支，恰又排行居首。寄园、寄萍、老萍、萍翁、寄萍堂主人、寄幻仙奴，是因为我频年旅寄，同萍飘似的，所以取此自慨。当初取此“萍”字做别号，是从濒生的“濒”字想起的。借山吟馆主者、借山翁，是表示我随遇而安的意思。三百石印富翁，是我收藏了许多石章的自嘲。这一大堆别号，都是我作画或刻印时所用的笔名。我在中年以后，人家只知我叫齐璜，号叫白石，连外国人都这样称呼，别的名号，倒并不十分被人注意，尤其齐纯芝这个名字，除了家乡上岁数的老一辈亲友，也许提起了还记得是我，别的人却很少知道的了。 </P> <P> 幼年多病 <P> 同治三年（甲子·一八六四）我两岁。四年（乙丑·一八六五），我三岁。这两年，正是我多病的时候，我祖母和我母亲，时常急得昏头晕脑，满处去请大夫。吃药没有钱，好在乡里人都有点认识，就到药铺子里去说好话、求人情，赊了来吃。我们家乡，迷信的风气是浓厚的，到处有神庙，烧香磕头，好像是理所当然。我的祖母和我母亲，为了我，几乎三天两朝到庙里去叩祷，希望我的病早早能治好。可怜她婆媳二人，常常把头磕得咚咚地响，额角红肿突起，像个大柿子似的，回到家来，算是尽了一桩心愿。她俩心里着了急，也就顾不得额角疼痛了。我们乡里，还有一种巫师，嘴里胡言乱语，心里诈欺吓骗，表面上是看香头治病，骨子里是用神鬼来吓唬人。我祖母和我母亲，在急得没有主意的时候，也常常把他们请到家里来，给我治病。经过请大夫吃药，烧香求神，请巫师变把戏，冤枉钱花了真不算少，我的病，还是好好坏坏地拖了不少日子。后来我慢慢地长大了，能走路说话了，不知怎的，病却渐渐地好了起来，这就乐煞了我祖母和我母亲了。母亲听了大夫的话，怕我的病重发，不吃荤腥油腻，就忌口忌得干干净净。祖母下地干活，又怕我呆在家里，闷得难受，把我掮在她背上，形影不离地来回打转。她俩常说：“自己身体委屈点，劳累点，都不要紧，只要心里头的疙瘩解消了，不担忧，那才是好的哩！”为了我这场病，简直把她俩闹得怕极了。 <P> 初习文字 <P> 同治五年（丙寅·一八六六），我四岁了。到了冬天，我的病，居然完全好了。这两年我闹的病，有的说是犯了什么煞，有的说是得罪了什么神，有的说是胎里热着了外感，有的说是吃东西不合适，把肚子吃坏了，有的说是吹着了山上的怪风，有的说是出门碰到了邪气，奇奇怪怪地说了好多名目，哪一样名目都没有说出个道理来。所以我那时究竟闹的是什么病，我至今都没有弄清楚，这就难怪我祖母和我母亲，当时听了这些怪话，会胸无主宰、心乱如麻了。然而我到了四岁，病确是好了，这不但我祖母和我母亲，好像心上搬掉了一块石头，就连我祖父和我父亲，也各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都觉得轻松得多了。我祖父有了闲工夫，常常抱了我，逗着我玩。他老人家冬天唯一的好衣服，是一件皮板挺硬、毛又掉了一半的黑山羊皮袄，他一辈子的积蓄，也许就是这件皮袄了。他怕我冷，就把皮袄的大襟敞开，把我裹在他胸前。有时我睡着了，他把皮袄紧紧围住，他常说抱了孙子在怀里暖睡，是他生平第一乐事。他那年已五十九岁了，隆冬三九的天气，确也有些怕冷，常常拣拾些松枝，在炉子里烧火取暖。他抱着我，蹲在炉边烤火，拿着通炉子的铁钳子，在松柴灰堆上，比划着写了个“芝”字，教我认识，说：“这是你阿芝的‘芝’字，你记准了笔画，别把它忘了！”实在说起来，我祖父识得的字，至多也不过三百来个，也许里头还有几个是半认得半不认得的。但是这个“芝”字，确是他很有把握认得的，而且写出来也不会写错的。这个“芝”字，是我开始识字的头一个。从此以后，我祖父每隔两三天，教我识一个字，识了一个，天天教我温习。他常对我说：“识字要记住，还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用起来会用得恰当，这才算识得这个字了。假使贪多务博，识了转身就忘，意义也不明白，这是骗骗自己，跟没有识一样，怎能算是识字呢！”我小时候，资质还不算太笨，祖父教的字，认一个，识一个，识了以后，也不曾忘记。祖父见我肯用心，称赞我有出息，我祖母和我母亲听到了，也是挺喜欢的。 <P> 同治六年（丁卯·一八六七），我五岁。七年（戊辰·一八六八），我六岁。八年（己巳·一八六九），我七岁。这三年，仍由我祖父教我识字来。有时我自己拿着根松树枝，在地上比划着写起字，居然也像个样子。有时又画个人脸儿，圆圆的眼珠，胖胖的脸盘，很像隔壁的胖小子，加上了胡子，又像那个开小铺的掌柜了。我五岁那年，我的二弟出生了，取名纯松，号叫效林。我六岁那年，黄茅堆子到了一个新上任的巡检（略似区长），不知为了什么事，来到了白石铺。黄茅堆子原名黄茅岭，也是个驿站，比白石铺的驿站大得多，离我们家不算太远，白石铺更离得近了。巡检原是知县属下的小官儿，论他的品级，刚刚够得上戴个顶子。这类官，流品最杂，不论张三李四，阿猫阿狗，花上几百两银子，买到了手，居然走马上任，做起“老爷”来了。芝麻绿豆般的起码官儿，又是花钱捐来的，算得了什么东西呢？可是“天高皇帝远”，在外省也能端起了官架子，为所欲为地作威作虐。别看大官儿势力大，作恶多，外表倒还有个谱儿，坏就坏在他的骨子里。惟独这些鸡零狗碎的玩艺儿，顶不是好惹的，他虽没有权力杀人，却有权力打人的屁股，因此，他在乡里，很能吓唬人一下。那年黄茅驿的巡检，也许新上任的缘故，排齐了全副执事，坐了轿子，差役们挺起胸脯，吆喝着开道，耀武扬威地在白石铺一带打圈转。乡里人向来很少见过官面的，听说官来了，拖男带女地去看热闹。隔壁的三大娘，来叫我一块走，母亲问我：“去不去？”我回说：“不去！”母亲对三大娘说：“你瞧，这孩子挺别扭，不肯去，你就自己走吧！”我以为母亲说我别扭，一定是很不高兴了，谁知隔壁三大娘走后，却笑着对我说：“好孩子，有志气！黄茅堆子哪曾来过好样的官，去看他作甚！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我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母亲的话，我是永远记得的。 <P> 蒙馆求学 <P> 我从四岁的冬天起，跟我祖父识字，到了七岁那年，祖父认为他自己识得的字，已经全部教完了，再有别的字，他老人家自己也不认得，没法再往下教。的确，我祖父肚子里的学问，已抖得光光净净的了，只好翻来覆去地教我温习已识的字。这三百来个字，我实在都识得滚瓜烂熟的了，连每个字的意义，都能讲解得清清楚楚。那年腊月初旬，祖父说：“提前放了年学吧！”一面夸奖我识的字，已和他一般多，一面却唉声叹气，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我母亲是个聪明伶俐的人，知道公公的叹气，是为了没有力量供给孙子上学读书的缘故，就对我祖父说：“儿媳今年椎草椎下来的稻谷，积了四斗，存在隔岭的一个银匠家里，原先打算再积多一些，跟他换副银钗戴的。现在可以把四斗稻谷的钱取回来，买些纸笔书本，预备阿芝上学。阿爷明年要在枫林亭坐个蒙馆，阿芝跟外公读书，束修是一定免了的。我想，阿芝朝去夜回，这点钱虽不多，也许够他读一年的书。让他多识几个眼门前的字，会记记账，写写字条儿，有了这么一点挂数书的书底子，将来扶犁掌耙，也就算个好的掌作了。”我祖父听了很乐意，就决定我明年去上学了。 <P> 同治九年（庚午·一八七○），我八岁。外祖父周雨若公，果然在枫林亭附近的王爷殿，设了一所蒙馆。枫林亭在白石铺的北边山坳上，离我们家有三里来地。过了正月十五灯节，母亲给我缝了一件蓝布新大褂，包在黑布旧棉袄外面，衣冠楚楚的，由我祖父领着，到了外祖父的蒙馆。照例先在孔夫子的神牌那里，磕了几个头，再向外祖父面前拜了三拜，说是先拜至圣先师，再拜受业老师，经过这样的隆重大礼，将来才能当上相公。我从那天起，就正式地读起书来，外祖父给我发蒙，当然不收我束修。每天清早，祖父送我去上学，傍晚又接我回家。别看这三里来地的路程，不算太远，走的却尽是些黄泥路，平常日子并不觉得什么，逢到雨季，可难走得很哪！黄泥是挺滑的，满地是泥泞，一不小心，就得跌倒下去。祖父总是右手撑着雨伞，左手提着饭箩，一步一拐，他仔细地看准了脚步，扶着我走。有时泥塘深了，就把我掮了起来，手里还拿着东西，低了头直往前走，往往一走就走了不少的路，累得他气都喘不过来。他老人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真是难为他的。我上学之后，外祖父教我先读了一本《四言杂字》，随后又读了《三字经》、《百家姓》，我在家里，本已识得三百来个字了，读起这些书来，一点不觉得费力，就读得烂熟了。在许多同学中间，我算是读得最好的一个。外祖父挺喜欢我，常对我祖父说：“这孩子，真不错！”祖父也翘起了花白胡子，张开着嘴，笑嘻嘻地乐了。外祖父又教我读《千家诗》，我一上口，就觉得读起来很顺溜，音调也挺好听，越读越起劲。我们家乡，把只读不写、也不讲解的书，叫做“白口子”书。我在家里识字的时候，知道一些字的意义，进了蒙馆，虽然读的都是白口子书，我用一知半解的见识，琢磨了书里头的意思，大致可以懂得一半。尤其是《千家诗》，因为读着顺口，就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有几首我认为最好的诗，更是常在嘴里哼着，简直成了个小诗迷了。后来我到了二十多岁时候，读《唐诗三百首》，一读就熟，自己学做几句诗，也一学就会，都是小时候读《千家诗》打好的根基。 <P> 年少喜画 <P> 那时，读书是拿着书本，拼命地死读，读熟了要背书。背的时候，要顺流而出，嘴里不许打咕嘟。读书之外，写字也算一门功课。外祖父教我写的，是那时通行的描红纸，纸上用木版印好了红色的字，写时依着它的笔姿，一竖一画地描着去写，这是我拿毛笔蘸墨写字的第一次，比用松树枝在地面上划着，有意思得多了。为了我写字，祖父把他珍藏的一块断墨，一方裂了缝的砚台，郑重地给了我。这是他惟一的“文房四宝”中的两件宝具，原是预备他自己记账所用，平日轻易不往外露的。他“文房四宝”的另一宝——毛笔，因为笔头上的毛，快掉光了，所以给我买了一枝新笔。描红纸家里没有旧存的，也是买了新的。我的书包里，笔墨纸砚，样样齐全，这门子的高兴，可不用提哪！有了这整套的工具，手边真觉方便。写字原是应做的功课，无须回避，天天在描红纸上，描呀，描呀，描个没完，有时描得也有些腻烦了，私下我就画起画来。 <P> 恰巧，住在我隔壁的同学，他婶娘生了个孩子。我们家乡的风俗，新产妇家的房门上，照例挂一幅雷公神像，据说是镇压妖魔鬼怪用的。这种神像，画得笔意很粗糙，是乡里的画匠，用朱笔在黄表纸上画的。我在五岁时，母亲生我二弟，我家房门上也挂过这种画，是早已见过的，觉得很好玩。这一次在邻居家又见到了，越看越有趣，很想摹仿着画它几张。我跟同学商量好，放了晚学，取出我的笔墨砚台，对着他们家的房门，在写字本的描红纸上，画了起来。可是画了半天，画得总不太好。雷公的嘴脸，怪模怪样，谁都不知雷公究竟在哪儿，他长得究竟是怎样的相貌，我只依着神像上面的尖嘴薄腮，画来画去，画成了一双鹦鹉似的怪鸟脸了。自己看着，也不满意，改又改不合适。雷公像挂得挺高，取不下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搬了一只高脚木凳，蹬了上去。只因描红纸质地太厚，在同学那边找到了一张包过东西的薄竹纸，覆在画像上面，用笔勾影了出来。画好了一看，这回画得真不错，和原像简直是一般无二，同学叫我另画一张给他，我也照画了。从此我对于画画，感觉着莫大的兴趣。 <P> 同学到蒙馆里一宣传，别的同学也都来请我画了。我就常常撕了写字本，裁开了，半张纸半张纸地画，最先画的是星斗塘常见到的一位钓鱼老头，画了多少遍，把他面貌身形，都画得很像。接着又画了花卉、草木、飞禽、走兽、虫鱼等等，凡是眼睛里看见过的东西，都把它们画了出来。尤其是牛、马、猪、羊、鸡、鸭、鱼、虾、螃蟹、青蛙、麻雀、喜鹊、蝴蝶、蜻蜓这一类眼前常见的东西，我最爱画，画得也最多。雷公像那一类从来没人见过真的，我觉得有点靠不住。那年，我母亲生了我三弟，取名纯藻，号叫晓林，我家房门上，又挂起了雷公神像，我就不再去画了。我专给同学们画眼门前的东西，越画越多，写字本的描红纸，却越撕越少。往往刚换上新的一本，不到几天，就撕完了。外祖父是熟读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嘴里常念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他看我写字本用得这么多，留心考查，把我画画的事情，查了出来，大不谓然，以为小孩子东涂西抹，是闹着玩的，白费了纸，把写字的正事，却耽误了。屡次呵斥我：“只顾着玩的，不干正事，你看看！描红纸白费了多少？”蒙馆的学生，都是怕老师的，老师的法宝，是戒尺，常常晃动着吓唬人，真要把他弄急了，也会用戒尺来打人手心的。我平日倒不十分淘气，没有挨过戒尺，只是为了撕写字本，好几次惹得外祖父生了气。幸而他向来是疼我的，我读书又比较用功，他光是嘴里嚷嚷要打，戒尺始终没曾落到我手心上。我的画瘾，已是很深，戒掉是办不到的，只有满处去找包皮纸一类的，偷偷地画，却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尽量去撕写字本了。 <P> 无奈辍学 <P> 到秋天，我正读着《论语》，田里的稻子，快要收割了，乡间的蒙馆和“子曰店”都得放“扮禾学”，这是照例的规矩。我小时候身体不健壮，恰巧又病了几天。那年的光景，不十分好，田里的收成很歉薄。我们家，平常过日子，本已是穷对付，一遇到田里收成不多，日子就更不好过，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穷得连粮食都没得吃了，我母亲从早到晚地发愁。等我病好了，母亲对我说：“年头儿这么紧，糊住了嘴再说吧！”家里人手不够用，我留在家，帮着做点事，读了不到一年的书，就此停止了。田里有点芋头，母亲教我去刨，拿回家，用牛粪煨着吃。后来我每逢画着芋头，总会想起当年的情景，曾经题过一首诗：“一丘香芋暮秋凉，当得贫家谷一仓。到老莫嫌风味薄，自煨牛粪火炉香。”芋头刨完了，又去掘野菜吃，后来我题画菜诗，也有两句说：“充肚者胜半年粮，得志者勿忘其香。”穷人家的苦滋味，只有穷人自己明白，不是豪门贵族能知道的。（未完待续） <P> 本文摘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齐白石文集》，文中小标题为本刊所加。</P> 继续发呀，盼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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