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文化
[font=宋体][size=2] 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将林林总总的事物熏陶得纹彩绚烂，折映出自己的博大精深。有关“牌坊”的文化也是如此，它乃中华民族的粹宝，是中国和世界华人地区所独有的标志性建筑物。牌坊是由“门”演化而来。门，是建筑物的脸面，又是独立的建筑。如四合院的门房、里巷的闾阎、寺庙的山门、都邑的城门，由简陋的两柱一横木的“衡门”，到威严的故宫连阙午门，乃至千百年来衍生出遍布中华大地的形形色色富丽艳彩的牌坊来。一．牌坊的起源与演化
牌坊中华民族的象征，关于它的由来，《中国大百科全书》是这样注释的：“牌坊起源于汉代坊墙上的坊门，门上榜书坊名以为标记。” 我国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的推论是：“牌坊为明清两代特有之装饰建筑，盖自汉代之阙”。下面先谈谈牌坊的起源与演化。
1．阙
阙，初见于春秋时代。古礼“帝王宫门立双阙”，即宫门两旁高台上起楼观，显示帝王威严，供守望用。《汉书．朱买臣传》有“诣阙上书”一说。后演化为“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成为显示官爵、区别尊卑、崇尚礼仪的装饰性建筑。正如汉代班固《虎通义》所言：“阙者，别尊卑也。”至汉代，阙已非宫门专有，祠庙、陵墓、官宅都建起阙，不设门，或上覆单檐屋顶，或施重檐、三檐门楼。这一时期，阙仍是权势的象征。以后逐渐演化，作为铭记官爵、功绩和装饰之用。从此，“阙”成为牌坊形制的原始蓝本。
2．闾里之门
千百年来，我国古代城市中的里坊布局方式可以上溯至周代的“闾里制”。按《周礼·地官》所记：“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闾、里均为二十五家，古人便连用为“闾里”，是人居形式的基本单位。《史记·万石君传》记“入里门，趋至家。”意思讲回家的顺序是：先进里门，再进家门。因此，“闾里之门”，有别于城门与家门，如同现在的村口、胡同口，是具有辖制住户和治安防盗作用的居住小区的出入口。“榜”，乃木牌也。引申为榜书，标榜，表闾，旌表等含义。于是，在没有媒体的汉代，出现了如《东观汉记校注》诠释：辑录“行有九德”，“八政和平”，“恩泽侯表”，“以示兆民”这种“榜其闾里”的文化宣传的雏形。准确地讲，“榜其闾里”为牌坊注入了政治内涵。[/size][/font] [font=宋体][size=2]3．坊门
“闾里制”沿袭至汉魏时期，魏王曹操改建邺城，开始实行“城坊制”，出现以坊为主的人居形式。城中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将城划分为南北两段，路北段为宫城、禁苑及贵族官署区；路南段为军营和居民区，区内又被纵横的街巷分隔成“坊”。坊有围墙，开坊门出入。据史学家考证，《南齐书·魏虏传》首先出现坊的记述：“廓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容六七十家，每闭坊搜检，以备奸窃”。这种以坊为主的人居形式，在魏晋六朝时期一直沿用。
唐朝又发展为“里坊制”，最为典型的是唐朝的京城长安。内城北面为宫城，东、南、西三面为皇城。内城外再围以外城，纵横交叉的道路将外城划分为108个里坊，“坊”与“坊”之间以土墙相隔，四面坊墙开东、南、西、北四个坊门，连通墙外的道路，坊门上榜书坊名加以识别。坊内辟十字街，通达四门。每天以日出、日落为时开关坊门。唐人将这一时期的坊门称为“绰楔”，其形制如同两柱两枋“开”字型的门框。六朝隋唐时期的地方官吏时常在坊门上张贴告示，悬牌旌表。于是，坊门成为牌坊形制的直接来源。
4．牌坊
随着城市发展的需要，“里坊制”在北宋被废除，坊墙拆除，坊门的门禁功能已经丧失，牌坊从此走出里坊。但是，坊门仍然以脱离坊墙的形式独立于大街的显要位置。借助于“闾里之门”和“坊门”的悬牌“表闾”，脱离了街坊门的形制，而开始以多种形式独立存在，这便是“牌坊”。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为了加强对建筑业的管理，朝廷特颁布了相当于现在的“建筑工程师设计手册”的《营造法式》，并对牌坊的形制加以统一规范。宋代史书《扪瘙新话》中记载：“前世牌额，必先挂而后书。碑石必先立而后刻……，今则先书而后挂”。
自南宋始，至元明清朝代更迭的八百年间， 牌坊的“法式”在不断完善。牌坊的内涵已完全被“旌表建坊”所取代，逐渐演变为一种固定的专用建筑模式，成为突出榜书歌功颂德或旌表教化风尚的最高荣誉“标榜牌”。从而被历朝赋予炫耀标榜、褒奖教育、追思纪念、风俗展示、美化装饰、标识导向等多功能，且形成一套完整的定制。凡对朝廷作出杰出贡献的臣僚贤士，凡有孝行节义、累世同居、躬耕致养为乡里所推重者，必要彰显张扬，“树厥门里”之风已波及到符合封建道德标准的平民百姓阶层，无不以立坊为荣。
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朱元璋曾榜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善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邻里可以推荐旌表对象，地方若是耽误失职，要被追究责任的。如此重视表彰平民，这不妨归为一种政治眼光。明万历年间重修《明会典》载：“据各地方申报，风宪官核实，奏间即与旌表。”当朝皇帝常常恩准在这些人的故里村头，修建“功德牌坊”给予表彰，借以体现对于世风的倡导，号召人们以此为榜样报效朝廷。于是，牌坊完全成为封建社会旌表科甲及第、彰显功德地位、颂扬政绩寿考、褒奖节烈孝义的标志，相当于当今的纪念碑。它象征着皇帝的恩宠，代表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荣耀。同时，地方官府、宗族乡亲也普遍将获得皇帝的恩准在故里树一座牌坊视为光宗耀祖、流芳千古的盛事。对这个人、这个家族乃至这个地方来说，都是一种昭示自己爱民勤政的丰功伟绩和家族美德的崇高荣誉而隆重庆典，并将此载入地方县志和族谱之中。
清雍正年间，封建的伦理纲常得以强化，旌表“嘉德懿行”逐进入巅峰，推崇牌坊已经到了鼎盛时期。工部（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颁布了《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将牌楼这种建筑形制模式得以法制化。按照清朝的礼法，臣民盛德卓著者，经恩准，最多可建“四柱三间七楼”加以旌表， 立于庙宇、祠堂、陵寝、路口、大桥两端或故里村头。全国只有安徽歙县的许国“八脚牌楼学士坊”，是由于万历皇帝的失口而破例建的。但是建造牌坊，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其一，要经过皇帝的恩准或封赠。即“奏请圣上，旌表立牌”，若地方私搭乱建，则犯欺君之罪。其二，建造牌坊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只有百岁“升平人瑞坊”除外，其它都不得动用国家财政，哪怕是位高权重者，庞大的费用全靠建坊者自己和宗族自筹。否则，地方绝对不可轻易行事。[/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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