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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乐三篆刻

[b][size=4][color=#ff3300]诸乐三传·评 [/color][/size][/b]
[align=center]张耕源[/align]　　诸乐三先生（一九○二—一九八四）出生于浙江安吉鹤鹿溪村，原名文萱，字乐三，号希斋，后以字行。幼承庭训，与仲兄闻韵共襄艺事。十九岁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就读，因长于诗书画印而受吴昌硕大师青睐，纳为门弟子，教学酬唱，其乐融融。自此乐三先生开始弃医从艺的历程。
　　一九三○年后，他相继在上海新华艺专、昌明艺专、中华艺术大学任教席，并与诸闻韵、姜丹书、张书、潘天寿、吴之、张振铎等组织“白社”，切磋艺术。日寇侵华，抗战开始，先生入沅陵，任教国立艺专，抗战胜利后继续随该校的变迁发展而毕其一生精力，奉献于艺术教育和创作。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等职。出版有《希斋印存》《希斋诗章》《希斋题画诗集》《诸乐三书法集》《诸乐三画辑》《诸乐三书画篆刻集》《诸乐三篆刻集》等。一九八四年一月谢世，享年八十二岁。
　　二十世纪下半叶，书画篆刻界的老前辈已经所剩无多，诸乐三先生是我所能接触到的前辈中，诗书画印俱臻完境，尤其在篆刻方面成就更加卓著的一位。有一段佳话，说的是北京举办首届全国书法篆刻大展的时候，有位日本书坛大腕在展厅浏览展品，快步流星似乎没有多少作品引起他注目的，唯独走到诸乐三的印作前停步细看，手指在玻璃台板上下意识地敲了一阵，肢体语言尽能泄露了他的钦佩之情。不是说要日本人来说好才算好，而是说只有本身是好的作品，才能叫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观众佩服。吴昌硕先生在二十世纪初为我们做出了自强的榜样，乐三先生步其后尘，更坚定了自立的信念。拙巢先生曾赞叹曰：“予既幸乐三于金石刻画不坠师法者如此，特转憾缶老之不及是也。”（马国权《近代印人传》三六六页）
　　诸乐三先生全面承传近代大师吴昌硕的衣钵，篆刻得乃师真传，经数十年潜心修炼，功力和技巧已达到几与老师乱真的程度。拙巢先生在《希斋印存》序中写道：“（缶翁）虽长不满六尺，而负重千秋，故出其绪余为诗歌、为金石，莫不含刚正之气，其素所蓄积者然也。”又道：“故篆刻难取法，缶老之篆刻则尤难。”吴昌硕的人格和艺术所显现出的刚正博大，无疑对乐三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成为他理想追求的具体目标，再有难度高度也要坚定地进取。而吴缶翁也赞赏乐三“好学”，又为“乐三能得我神韵”而欣喜。学生寻找老师，老师选择学生，心灵的相通和客观的机遇缺一不可，必然性加上偶然性，构成了人世间的缘份，师生之谊，就是缘分，就是天意，吴派篆刻后继有人。
　　传人的责任，首先是承继。乐三先生毕其一生的努力，扎扎实实、厚积薄发，出色地完成了承继的任务。再就是发扬光大，先生于晚年也是力图推陈而出新，做了不少尝试和努力，比如在楷体书入印和简化字入印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很好的榜样。
　　 乐三先生的印大气浑厚、古拙内秀、慎密谨严、静穆沉稳。人说艺术作品是作者特质的全息反映，篆刻创作是心灵的注入，情感的宣泄，只要你刻印是真诚的而不是在作秀，那无异于在画自画像。先生为人忠厚真诚，平易近人而讷于言辞，他会半夜如厕，突然诗兴大发而忘记回床睡觉，也会因作品漏字而潸然掉泪。他曾为“白文印也是有边的”这句话，三四次地反复教诲我。我想起缶老“能婴儿”的印，率直如孩童。无邪的性情，才能生发出婴儿般的元气，才能产生出从缶翁到乐三的篆刻风格。
　　先生的入印文字，多数是小篆和缪篆，间用金文籀书、甲骨砖瓦，以至楷书简化汉字等。因先生书法功底深厚，尤其对缶老石鼓文的造诣非同凡响，所以施于各种书体都能做到圆笔中锋，刚柔相济，遒劲绵延，内含丰实。这是他的基调，也是走近吴昌硕的一道通衢。先生经常向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刻印的功夫总是在写字上面。”文字的选择和书写的功力，盖可概括“印文篇”的全部涵义了。
　　先生对汉铸印研究深透，对封泥也是烂熟于胸，均可做到信手拈来皆成章法的程度。宽博而无疏漏，严密而不堵塞，用心处不做作，刻意中不着痕迹，虽用惯了“繁则损之、简则益之”的方法，而其奥妙全在“知白守黑”四个字。
　　如朱文印“平易近人”，四字平布，有封泥风貌。但人字太过简单，就左右疏张而益其势，又把平字下脚回环造成一空间，来呼应人字的布局，不知不觉中达到协调。
　　又如多字印“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也是采用平均分布的格局，因字有繁简而并无“状若算子”之嫌，毛、主、士等几个简笔字，舒头伸足略作扩势，而学、习、雷、锋等一些繁笔字，则宽松结体以作融合，该印脉络通畅，显得有条不紊，多字印做到这样，堪称高手。
　　平中寓奇、落落大方，此乃先生章法之绝招，他不知在这看似平凡中耗费了几多踌躇。我曾亲见先生起印稿，拷贝纸上先印下石章痕迹，然后小笔细心地写，大到整体框架，小到每个残缺，全部画下来，简直令人目瞪口呆，我敢说还没见过如此认真写稿的第二人。
　　印之意趣，最终还得落到用刀处。以先生印蜕传出的信息，他的用刀应是以切刀法为主，掺杂其他，非常丰实自如，以达到效果为宗旨。如朱文印“百花齐放”，边款曰：“以甲骨文入印参猎碣笔意成之”。甲骨线条挺而秀，宜冲刀为之，猎碣线条圆润丰实，切刀效果更佳，故舍甲骨原意而参猎碣笔意而成之也。如白文印“窥生铁”，拟古铜印泐蚀的感觉，用切刀法逐段连接，使人想起潘天寿巨幅指墨画，也是短线连接而产生气结千秋的感觉。
　　切刀产生了一波三折，而修饰就产生了抑扬顿挫。所谓屋漏痕、折钗股，以一刀定乾坤的办法是很难做到的。吴缶老开创了“刀无定法”的先河，乐三先生的修饰功夫又达到新的层面。再如“乘长风破万里浪”，功夫下到点滴之间，所用刀法几乎令人无迹可寻，而每个细节都很经得起玩味。另如“农业学大寨”“攻关”等用刀神出鬼没，堪比“迷宗拳法”。
　　综观诸多作品，可以感觉到那种切刀加修饰的基调，恐怕这也是与吴昌硕有所不同的地方。
　　先生的边款楷行为主，诸体皆善，单刀切刻，偶而亦施双刀，形式多变，字字珠玑，美不胜收。行款达此妙境，亦不多见，不可不提。
　　乐三先生教书育人六十余载，尤其解放后，一直在国家重点美术教育基地——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任教，从他参与创办书法篆刻本科班，至今日的硕士、博士生培养，条条脉络都有先生身影的存在，直接或间接受其恩泽而成材的人很多。他的人格魅力、艺术思想和留下的大量作品，都是印学界弥足珍贵的财富。在我心目中，他正是一位近、现代篆刻教育和学院印风的奠基人，值得我们永远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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