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基金（双溪楼笔记之五）
思想•基金（双溪楼笔记之五）思想 • 基金（双溪楼笔记之五）
陈崇勇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思想”这种东西不受欢迎由来已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除了少数几个相对开放的时代，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思想的禁锢历史”。中国更是如此。
而现今的中国，处在相对开放、且宽松的时代，特别是互联网上，人们的表达相对自由，但依然缺乏思想，这是为什么呢？
思想，首先是思想者的精神活动。有思想者，才可能有“思想”诞生。
然而，自古以来，人类中的“思想天才”似乎都很不幸，仿佛老天爷假人间种种的“罪恶之手”来摧残他们（亦或“成就”他们）？进入后人视野的“思想家”，大都是饱受折磨之人；得以留存下来的“思想”，也大都是劫后余生的思想。谁能说得清楚，我们这个世界里曾有多少“思想种子及思想”在他们萌芽、成长之期就夭折了。
不妨将“思想”的存在状况也设想成是一种文化生态，那么，现今的“思想文化生态”状况到底如何呢？
我在《双溪楼笔记》（之一）中曾认为，未来中国真正的思想者必须做到：1、挣脱数千年来精神个体对政治势力的依附；2、摆脱一个多世纪来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屈从；3、逃脱现今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精神个体的合围。这三种势力象三座大山，更象三个黑洞，无情地吞噬着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个体。
因此，在现今的中国，真正“思想者”的存在也许已经比大熊猫还要珍稀得多（几乎让人怀疑是不是已经绝种）了，确实到了需要扶持的程度。说“扶持”，这好像有些矛盾，其实不尽然。虽说“思想”这种东西通常需要建立在具有自由、独立的精神人格的基础之上。但“思想者”的生存，也是极其现实的生存问题。从历史上看，先秦时期的那些“思想家”大都游说于诸侯间，“游说”亦是“游食”。即便是马克思，如果没有恩格斯的大力资助，恐怕也难完成《资本论》这样的巨著了。
在现代社会中，各种文化、艺术门类与经济接轨也相对比较容易了。只是那号称“精神之花”的哲学、思想之类东西最不来钱，而且要超越一时一地一些人群的存在（当然也就有了产生冲突、甚至罹祸的可能），所以倍受冷落。
思想在民间。特别是“思想种子”在民间。像那些体制内的所谓专家、学者，尽管他们占据着大量的社会思想资源，但通常也只能产生一些“常识”或“御用思想”。而存在于民间的思想始终处在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中。
假设“思想种子”在自然人群中的播种率为万分之一，而成长淘汰率也为万分之一，那么，“思想种子”在自然人群中的播种是很难干预的，如果没有思想的种子落入心田，无论怎样浇灌都是白搭。而当思想的种子已经开始生根发芽后，有怎样的后天生长土壤则成为关键。在这个阶段是有可能进行适当的扶持的（“思想”也要有一定的自由生长空间。这里所说的生长空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形的生活空间，有适度的闲暇才可能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另一方面是无形的心灵空间，没有过度沉重的精神压力）。
付出劳动，取得报酬，天经地义。
给老板打工，老板支付薪水；为利益集团服务，利益集团支付报酬（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而真正的思想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是受益的人群广泛地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所以很难收取到现实的回报。不仅如此，思想的尖锐性还可能触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可能遭受到打压与迫害。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只是以往社会的这种提供给思想者“资助”的方式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在现代社会这种所谓物质、金钱极大丰富的时代难道就没有一种更好的“扶持”思想者生存的方法呢？
我想是有的。
可以借鉴如今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各类基金的运作方式，成立“思想基金”。这是一种“自由、纯粹”的基金，它的背后没有一只操控的利益集团之手。
对于奉献者而言，把基金的运作看成是上天假自己之手向“为全人类历史工作的人”支付报酬，因而没有私心；对于获取者而言，把它看成是自己在为“为全人类历史工作”领取薪水，是理所应当，因而也不需要感恩。
当然了，这样的设想可能还只是一种理想！
但是，谁能说得清，既然有了理想，又何尝没有实践的可能呢？ 伍子胥、李斯好象死后没留全尸；韩愈、苏轼亦颠沛，思想是甚？:L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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